80年代中期，诸城在农村改革第二步向纵深发展时，摸准商品经济发展的脉搏，创造性地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商品经济大合唱，走出了一条农业改革、发展的新路子，创造了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高度关注的先进经验。

1984年2月，我接任诸城县委书记，当时觉得压力很大，担子很重。

一是在我前边的几届，都干得很好，经济发展一年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好，上级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横向来看，安丘，我们这两个毗邻的县，从土地面积、人口、历史等方面看，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我看了看资料，1983年，诸城工农业总产值比安丘少4000万。那时候我就想，在工农业生产总值方面，诸城一定要赶上、甚至超过安丘，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近期的、可比的、看得见的目标。

二是现实摆在诸城面前，20世纪80年代初，诸城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经过几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农村商品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进入第二步改革后，农村经济迅速由自给半自给型向商品经济型转化，制约农民致富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开始暴露。

说实话，诸城历届的干部，包括乡镇党委书记、农村支部书记，水平高，而且非常非常地刻苦，非常非常地敬业。凡是来诸城的，特别是在诸城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这个体会。为什么诸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想象的、期望的有比较大的差距呢？我考虑到可能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一些措施等出了问题。如果再循常规走路，通过努力也只能有常规的经济发展。必须开辟一条新路子，才能有突破。这条新路子是什么？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学会利用价值规律、面向市场组织生产和流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起来。

为此，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多次到当时备受农民欢迎的县外贸公司调查研究。这个公司把农民看成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本着“农业发展我发展，我与农民共兴衰”的信念，正确处理了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县委、县政府通过学习、调研、讨论，最后达成了共识：要老百姓既把粮食种好，又把粮食转化成一级一级更高级的产品卖出去，必须在全县范围内，把各部门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协调动作的整体，围绕着商品经济，开绿灯，齐努力，把分力变合力，共同为千百万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创造条件。这是新形势向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是各业各部门求生存、求发展的新路子。就这样，诸城的商品经济大合唱顺势而生了。

1987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现场会。省委书记梁步庭、省长姜春云以及杨衍银、高昌礼、李发荣、马忠臣等领导出席会议，各地（市）委、县（市）区委书记参加会议，规格很高，开了诸城之先。会议主要总结推广诸城县组织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的经验，研究全省农村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省长姜春云作了题为《深化我省农村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共诸城县委、诸城县政府作了题为《我们是怎样组织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的》的报告，诸城县外贸公司、县供销社等相关部门也分别介绍了经验；与会人员分组讨论了诸城的经验、姜春云的讲话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化县级机关的试行意见》。会议认为，诸城做法的可贵之处，就是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就是在强调整体利益的同时，对可能产生的利益摩擦，注意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手段加以调节，寻找兼顾各方面利益的调节点，而不是单纯运用行政手段，采取抽肥补瘦或是只许你搞、不许他搞的强制做法。诸城通过组织商品经济“大合唱”，对农村改革向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新问题。会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全省在农村第二步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级各部门都要参照诸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积极支持和参与商品经济“大合唱”，自觉地增强全局观念，努力做好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这篇文章，不论对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基础薄弱地区，都很有指导意义，加快了全省农业市场化进程，使农业和农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显著提高了全省农业产出效益。

这次现场会之后，1987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农民日报》社又在诸城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理论研讨会，对诸城商品经济大合唱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山东省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对诸城县商品经济大合唱专门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同时，在上级的安排下，我到省里有关部门，就用农民的语言，把我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做了汇报。全省各县（市、区）以及其它省市部分地区也纷纷来学习诸城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不光是肯定，也是巨大的鼓舞，鞭策着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创新，将各项工作进一步探索、改进和提高，把“大合唱”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