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生口述 岳小飞整理

我自一九三八年入伍后，就极少与家中联系，偶尔部队在附近活动，才能与家中亲人们匆匆一会。一九四二年秋末，我曾托人给父亲捎去信，说部队紧缺子弹，要父亲设法搞一部分。我了解父亲的活动能力很强，连伪军中也有不少朋友，想他定能办到这件事。父亲托朋友们搞了四百发子弹，却一直未能将子弹给我捎去，当然父亲也不知道我在何处活动。一九四三年春，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费东县的同志去家中取子弹，并给家中父母捎去口信，说我很思念父亲，要父亲到蒙山后去相会。当时，我也只有十九岁，还是一个大孩子，思念父母，这是人之常情。父亲即决定赴蒙山探子。父亲带着我的弟弟沂生一同前往，原因是带着小孩，便于通过敌占区，能够缩短不少路程。于是，他们一老一少，踏上探我的路程。

从肖家沟到费东县委驻地，也就是百余里地，第二天日落西山时，他们就赶到了。

县委干部，把他们送进我的房间。那时，我还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我露在被外面的头上，缠着雪白的绷带。我听到动静，吃力睁开眼。一见到父亲和弟弟，我激动得目瞪口呆，半天讲不出话。沉默好久，我才叫了声“爹”，滚滚热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这般惊讶的表情，他们也有点疑惑。原来，县委领导看我刚出狱不久，受刑挺重，为了安慰我余惊未平的心，假借我的名义，将父亲请来。我躺在床上，跟父亲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十月中旬，我正在沂中县驻地开会，听取县委书记王翰卿（故前任山东省民政厅厅长）作报告。会场设在村头树林里，我们大家都是席地而坐。

这时，地委书记王涛（故前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悄悄地来到我身边。他蹲下身，交给我一个纸条，小声说“立即动身，到费东县去，找秦昆（故前任上海市人民监察院监察长）报到，任复原特支书记，绝密。不准告别。”

王涛非常严肃，声音很低，没有让周围人听到。他的话很干脆，无废话，也不留商量余地。我也严肃回答：“是，首长。保证做到。”

从沂中到费东，足有一百五十余里地。我白日紧赶，夜里急行，黎明前赶到费东县，找到了县委书记秦昆。我一进门，秦昆就说：“来了，春生同志。”

看来，组织的这一安排，早就在计划之中，只是我不知情罢了。秦昆安排我到南龙口村，让我去找地下村支书李清功。从此，我便化名刘继义，以南龙口人的身份，潜入敌占区朱旺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敌后工作。到任后，我在当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协助下，尽快联络骨干，了解敌情，展开敌后抗日、抗顽工作。

有一天，我同组织委员老李一起回县委汇报工作。过封锁线时，与设伏的一个汉奸中队遭遇。几十个伪军，将我们两个围起来，也不审问，用手榴弹、枪托子乱打一气。其中一名伪军，用一枚炮弹头猛击我的头部数下，我便感到天昏地暗，失去知觉。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被抬回朱满据点，关押在日军牢房里。牢房内，靠墙放着许多“扎子”（一种拷脚的刑具），“扎子”上扎着“犯人”，“犯人”扎着双脚，光着膀子，靠墙坐在地上，想换个姿势也不能。我被日伪军多次提审，常常是被架出牢门去，再抬回狱中来。审讯室里，我看到了许多刑具，老虎凳、牛皮鞭、铁烙铁、辣椒水、钢吊链，各种刑具俱全。一进审讯室，敌人故意“稀里哗啦”，弄得刑具乱响，胆小的真能吓得不行。敌人过堂时，软硬兼施。他们提审我时，我软硬不吃，我始终坚持一开始的口供，一口咬定我就是“南龙口人”、“药铺伙计”、“去看舅舅”、“不是探子”。我是做敌后工作的，不带枪支，敌人抓住我，掌握不到我是八路干部的证据，只能是怀疑我。但是当时要想活着出牢门，如果没有钱，也没有那么容易。

同我一起被俘的组织委员老李年纪大，又有“三番子”帮门掩护，被“三番子”保出来的较早，当然受的罪也少，我比他，可是苦多了。当时，县委得知我被俘后，指示南龙口党支部，要不惜代价救人。身为村支书的李清功，卖掉自己的两亩地，贿赂了日伪军头目，敌人才答应放了我。出狱那天，李清功率领三十多口村民，来到牢中接我。我在牢中关押近四十天，眼看着就要去摸阎王爷的鼻子了，想不到竟能生还。

父亲听完我的讲述，掀开被子，查看我的伤势。那时我的脚腕还赤黑，两腿肿胀未消，身上伤痕未愈。父亲想看看我的头伤如何，但被我拒绝了。我养了这些天，伤势依然还是很严重，如果让父亲看到，又会让他老人家担心了。我的命，是从鬼门关上捡回来的。所以，在我以后几十年岁月中，我的生活一直很达观，经历过那个年代后，我能活下来，是很庆幸的，我已经相当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