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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逃生 乐天知命

2018-10-19 14:58:57 潍坊老干部工作网

         刘春生口述 岳小飞整理

我自一九三八年入伍后,就极少与家中联系,偶尔部队在附近活动,才能与家中亲人们匆匆一会。一九四二年秋末,我曾托人给父亲捎去信,说部队紧缺子弹,要父亲设法搞一部分。我了解父亲的活动能力很强,连伪军中也有不少朋友,想他定能办到这件事。父亲托朋友们搞了四百发子弹,却一直未能将子弹给我捎去,当然父亲也不知道我在何处活动。一九四三年春,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费东县的同志去家中取子弹,并给家中父母捎去口信,说我很思念父亲,要父亲到蒙山后去相会。当时,我也只有十九岁,还是一个大孩子,思念父母,这是人之常情。父亲即决定赴蒙山探子。父亲带着我的弟弟沂生一同前往,原因是带着小孩,便于通过敌占区,能够缩短不少路程。于是,他们一老一少,踏上探我的路程。

从肖家沟到费东县委驻地,也就是百余里地,第二天日落西山时,他们就赶到了。

县委干部,把他们送进我的房间。那时,我还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我露在被外面的头上,缠着雪白的绷带。我听到动静,吃力睁开眼。一见到父亲和弟弟,我激动得目瞪口呆,半天讲不出话。沉默好久,我才叫了声“爹”,滚滚热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这般惊讶的表情,他们也有点疑惑。原来,县委领导看我刚出狱不久,受刑挺重,为了安慰我余惊未平的心,假借我的名义,将父亲请来。我躺在床上,跟父亲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十月中旬,我正在沂中县驻地开会,听取县委书记王翰卿(故前任山东省民政厅厅长)作报告。会场设在村头树林里,我们大家都是席地而坐。

这时,地委书记王涛(故前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悄悄地来到我身边。他蹲下身,交给我一个纸条,小声说“立即动身,到费东县去,找秦昆(故前任上海市人民监察院监察长)报到,任复原特支书记,绝密。不准告别。”

王涛非常严肃,声音很低,没有让周围人听到。他的话很干脆,无废话,也不留商量余地。我也严肃回答:“是,首长。保证做到。”

从沂中到费东,足有一百五十余里地。我白日紧赶,夜里急行,黎明前赶到费东县,找到了县委书记秦昆。我一进门,秦昆就说:“来了,春生同志。”

看来,组织的这一安排,早就在计划之中,只是我不知情罢了。秦昆安排我到南龙口村,让我去找地下村支书李清功。从此,我便化名刘继义,以南龙口人的身份,潜入敌占区朱旺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敌后工作。到任后,我在当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协助下,尽快联络骨干,了解敌情,展开敌后抗日、抗顽工作。

有一天,我同组织委员老李一起回县委汇报工作。过封锁线时,与设伏的一个汉奸中队遭遇。几十个伪军,将我们两个围起来,也不审问,用手榴弹、枪托子乱打一气。其中一名伪军,用一枚炮弹头猛击我的头部数下,我便感到天昏地暗,失去知觉。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被抬回朱满据点,关押在日军牢房里。牢房内,靠墙放着许多“扎子”(一种拷脚的刑具),“扎子”上扎着“犯人”,“犯人”扎着双脚,光着膀子,靠墙坐在地上,想换个姿势也不能。我被日伪军多次提审,常常是被架出牢门去,再抬回狱中来。审讯室里,我看到了许多刑具,老虎凳、牛皮鞭、铁烙铁、辣椒水、钢吊链,各种刑具俱全。一进审讯室,敌人故意“稀里哗啦”,弄得刑具乱响,胆小的真能吓得不行。敌人过堂时,软硬兼施。他们提审我时,我软硬不吃,我始终坚持一开始的口供,一口咬定我就是“南龙口人”、“药铺伙计”、“去看舅舅”、“不是探子”。我是做敌后工作的,不带枪支,敌人抓住我,掌握不到我是八路干部的证据,只能是怀疑我。但是当时要想活着出牢门,如果没有钱,也没有那么容易。

同我一起被俘的组织委员老李年纪大,又有“三番子”帮门掩护,被“三番子”保出来的较早,当然受的罪也少,我比他,可是苦多了。当时,县委得知我被俘后,指示南龙口党支部,要不惜代价救人。身为村支书的李清功,卖掉自己的两亩地,贿赂了日伪军头目,敌人才答应放了我。出狱那天,李清功率领三十多口村民,来到牢中接我。我在牢中关押近四十天,眼看着就要去摸阎王爷的鼻子了,想不到竟能生还。

父亲听完我的讲述,掀开被子,查看我的伤势。那时我的脚腕还赤黑,两腿肿胀未消,身上伤痕未愈。父亲想看看我的头伤如何,但被我拒绝了。我养了这些天,伤势依然还是很严重,如果让父亲看到,又会让他老人家担心了。我的命,是从鬼门关上捡回来的。所以,在我以后几十年岁月中,我的生活一直很达观,经历过那个年代后,我能活下来,是很庆幸的,我已经相当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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