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传祝

人生经历事如烟海，有与历史背景相关的大事件，也有影响个人成长的小故事；有的事情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忘，有的事情却深深烙印在脑海里始终难以释怀。下面我要讲述的就是几个难以释怀的小故事。

背包里的鸡蛋

1973年，那时我在解放军坦克某部战士业余文艺宣传队工作。时值冬季，部队按照毛主席“这样训练好”的指示，离开军营到野外进行实战环境下的训练。急行军、夜行军、战术运用、战役协同等都是野营训练的基本科目。文艺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在部队训练中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和部队驻营时对驻地群众进行慰问演出，密切军民军政关系。

12月初的一个夜晚，部队在胶东地区的掖县境内进行50华里的夜行军训练。沿途的群众举着灯笼，打着红旗，抬着标语牌，提着大枣鸡蛋欢迎子弟兵路过他们的村庄。那个场景就像电影里描绘的战争年代里的一样，十分感人。

晚上12点多了，部队到达了目的地掖县三元朱村。我和战友孙临平（现为解放军报副主编）两人住在了朱瑞香大嫂家里。这是一个三口之家，朱大嫂、4岁的儿子及老母亲，大嫂的丈夫是北海舰队的一位排职干部。在刚刚见面的热情寒暄中，大嫂激动地说：上次村里来了解放军，村书记没往俺家安排，我找他评理，俺是军属，为啥不给俺家解放军！这次非给俺家安排不行！正说着话的时候，忽然进来了两个老乡，两人抬着一个麻袋，大声说：“家里住上解放军的都能慰劳解放军了，我们这些家里没住上解放军的也要表表心意”。一边说着一边大把大把地从麻袋里抓出花生就往床上放……。

夜已经很深了，回想夜行军沿途的动人场景，看看刚刚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与小孙久久不能入睡……。

凌晨5点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外间房内有搬动柴草烧火做饭的响声，还不时有大嫂和母亲低声说话的声音。我们以为是她们为了赶山会（农村大集）要早早做饭，所以也没有惊动她们。待到起床后我们要出去与部队集合出早操时，朱大嫂突然进了我们的房间并随手反关上了房门，说：“今早你们哪里也不能去，水饺煮好了，吃了早饭再出去！”。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们既感动又着急，她们母女那么早早起床竟是为我们包水饺啊！可是，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能随便在老乡家吃饭，再说，外边的部队还等着我们集合出早操呢！无论怎么解释，母女俩人就是不依，拦着房门不让出去。大娘说：“吃顿水饺犯什么纪律？”。大嫂说：“我去和首长解释，是我逼着你们犯纪律的！”。我们只好从命，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吃下了这顿终生难忘的水饺。

我们在朱大嫂家住了7天，12月13日部队要转场下一个驻地。清晨我们打好背包，收拾好行李就到村子里打扫街道去了。当部队离村时，全村老乡都出来欢送。朱大嫂母女更是眼含泪花，拉着我们的手说：“今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路过三元朱村，一定要到家里来坐坐！”。朴实的道别，真诚的话语，诚挚的情感震撼着我们的心！禁不住的泪水洒落在我们红色领章和绿色军装上。

傍晚时分，部队到达平度县境内的训练驻地。当我和小孙打开背包准备宿营时，眼前的一幕简直把我们惊呆了：每人的背包里竟放了10个鸡蛋和1包花生！我们俩人对视着，谁也说不出话来，但心里都在问着自己：她们是什么时间又打开我们的背包的？怎么会把背包又打的这么整齐规范，竟使我们未能察觉和发现？还是小孙反应快，对我说：“一定是咱们出去打扫街道的时间里，她们打开了背包；你忘了，朱大嫂的丈夫也是一位当兵的啊？”多好的大娘大嫂，多好的百姓群众啊！四十年过去了，朱大嫂母女的身影和那背包里的鸡蛋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那份深情，我始终难以释怀！我们又何以报答人民群众呢？

用错了文件头

1978年4月，我调任本部队司令部军务科参谋，负责兵员管理和内勤工作。5月份，由我以司令部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关于部队夏季管理的指示文件。文件草稿经司令部参谋长审阅签批后，送机关文件打印室打印（当时是字盘打印机）。打印室负责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机关各部门的文件印制工作，而各部门用的文件头都是早已印制好的红色制式文件头，只要套印上具体部门的文件内容正文就可以了。比如，以司令部的名义下发的文件，就套印上司令部的文件头，这是基本的参谋常识，也是大家都熟悉的印制文件的规程，所以，一般是不再去校对文件头的。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却险些出了大错！

文印员把套印好的文件送给我后，我赶紧在文件的落款处盖好司令部的印章，准备下发部队执行。这时，科长走到我身边说：“文件发下去后，过几天要检查各单位的落实情况……”。他边说边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文件看，突然科长大声说：“怎么是政治部的文件头！”，我仔细定睛一看：啊！果然用的是政治部的文件头！科长敲打着桌子：“怎么搞的？司令部发的指示，司令部的印章，怎么用了政治部的文件头？天大的笑话，天大的错误！发到部队不成了瞎指挥？”由于当参谋时间短，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紧张得不知所措。科长说：“换文件头，重印！重印！”。

事情发生的头几天里，我反复琢磨，到底是我的错，还是文印员的错？各部门的文件头都放在文印室里，是文印员在印文件时拿错了文件头，怎么是我的错？科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批评人，心里觉着很委屈，一天到晚闷闷不乐。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的气也消了，晚上找我谈心。说：“这件事文印员有责任，拿错了文件头，但是，他是战士，你是干部，应该主动承担责任。文件是你负责起草的，就应该从起草到发出全程负责，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都有责任。你负责的是整个文件，而不是只负责文件的正文内容。文件内容打印中的错处，你校对出来了，打印员改正过来，那么文件头用错了，是不是你也应该校对出来，再由打印员改正呢？”科长又说，参谋出了差错，我作为科长也有责任，我对你这个新任参谋没有尽到指导培养的责任。科长的谆谆开导，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使我感觉到了作为一名参谋的责任，委屈的情绪逐渐消退。科长随即进一步说：参谋作为领导的助手，就要做到能参善谋。要当好一个能参善谋的的称职参谋，就要具备“能写、能画、能讲、能记、能思”五种技能和“快、准、细、严、密”五种作风……。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同科长的谈心不但消除了委屈情绪，增添了责任感，更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决心按照“五项技能”和“五种作风”的标准，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奋发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称职的“参谋”。

“用错了文件头”事件的教训，使我养成了不论做大事还是小事，都认真细心严格的作风，在此后的军队工作和转业地方工作中，再没有发生过因自己的失误而造成的事故。“教训”使我终生难忘，接受“教训”更使我终生受益。

一盘录音带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潍坊市纪委工作。1993年5月，我带领市纪委两名同志组成扶贫包村工作组进驻青州市五里镇温圈村。温圈村地处青州市西部山区，是一个有140多户人家，人口不足500人的小山村。全村土地都是半山半丘陵的脊薄地；整个村庄就座落在沟壑与丘陵崖头之间，群众生产和生活十分不便。当地民谣说：抬头就看山，出门爬崖头；晴天黄土飞，下雨泥水流；生活愁煞人，干活累死牛。虽然这个村子距离青州市区只有5华里，但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却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就是面对着这样一个落后的村子开展扶贫包村工作，可是工作初期并不顺利。村干部对包村组不热乎，也不想接近包村组；村子里的群众好象有意躲着我们，也不想与包村组的人搭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感到了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工作的压力。这时，村子里的一位近80岁的朱大娘私下对我们说：村干部认为你们是来调查情况整他们的，所以不敢接近你们，怕有人说闲话；老百姓对现在有些干部吃吃喝喝，说空话不办事很反感。认为你们到村里来就是做做样子，不会办什么事，所以也不愿搭理你们。这位朱大娘生在温圈村，嫁在温圈村，对温圈村的历史变迁、人情世故、社会关系非常熟悉。她是一个老党员，曾经当过妇救会长、妇女主任，也有一定的文化，了解党的政策，对党有感情，对村子里的事情很关心，在村子里威望很高。听了朱大娘的介绍后，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立即召开了两委（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班子成员座谈会，党员座谈会和村民代表座谈会，讲明了包村组的性质，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并征求对包村组工作的建议。同时，我们包村组自己制定了“约法三章”：无论公私不吃请、无论公私不收礼、单独一人不外出，请广大村民监督。座谈会后，村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献计献策，配合包村组制定工作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村民们也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逐渐消除了怀疑心理，在私下里议论：这三个人不吃公家的，也不要个人的，像是办事的样子，这样的干部现在不多了。“约法三章”拉近了我们与群众的距离，主动找我们谈论时局，拉拉家常，愿为包村工作出工出力。

根据干部群众的要求和温圈村的实际状况，我们确定先修一条路，解决村民的出村问题；再改造加高村子原来的蓄水池（当地叫做水囤），让全村都能用上自来水。在这两项工程的施工中，我们和村干部与群众一起平崖头、推车子、抬石头、运沙子并肩劳动。在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的日子里，我们与村民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成了温圈村的普通村民，村民也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劳动时，我经常穿着一身旧军装，老乡们就直接戏称我“八路书记”（当时挂职五里镇党委副书记）。

经过一年多的苦干，一条宽6米，长700米的出村路直接与青州市的主干公路贯通，拖拉机、汽车可以顺畅地出入村庄。路面铺上了沥青油漆，路的两旁栽上槐树并安装了10盏路灯；家家户户也都用上了自来水。这两项工程除了使用村民的劳动工时，其它没用他们一分钱。在整个一年半的扶贫驻村中，我们一直是自己买菜做饭，即使是后期群众把我们看成“一家人”了，我们也一直严守着“约法三章”，努力维护着党员干部的形象。

当我们完成扶贫任务即将离开温圈村时，朱大娘不顾自己重病在身（已患胃癌），编写了一首歌谣，并让她的孙女用小平车推着她到青州城里的闺女家录制成一盒录音带唱给我们听。她用虚弱但充满深情的语调唱道：“太阳出红满天，包村组到温圈，党的话记心间，与百姓心相连。不拿群众针和线，光荣传统代代传。大马路长又宽，夜晚路灯亮闪闪，自来水到庭院，从此吃水不再难。温圈旧貌换新颜，党的恩情说不完……”。听着老大娘的歌谣，我们不禁心酸落泪。我们包村扶贫组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有什么值得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如此呕心沥血地赞美呢？其实，老大娘的歌谣，唱的是老百姓的心声，传达的是群众对党的深情和对纯洁党风的期盼，使我更感到了双肩上的重任。

虽然我们离开温圈村近20年了，但老大娘的歌谣还清晰地回响在耳边。不禁经常问自己：我们还能为群众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