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亚光

1945年4月25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我们这个在水深火热中生活了多少代的穷村庄——安丘官庄镇的郑家沙沟村。 这个一百多户人家的穷村庄，自来了共产党后，一派生机勃勃。斗地主，分田地，庆翻身，开展生产运动，积极支援前线。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个个眉开眼笑。为了巩固和保卫胜利果实，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区人民政府和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的具体帮助下，村里迅速地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首先成立了农救会，代行村政权的职责,一切权利归农会。接着又根据年龄和性别，成立了自卫团、妇救会、青抗先、识字班和儿童团等组织，分别负责生产、支前、斗地主分田地、治安保卫、办夜校等工作。儿童团便担负起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的任务。我当时也参加了儿童团。

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后，一切都变了。不仅世道变了，人也变了，天也变了。前几年这里年年干旱无雨，最近连连下了几场大雨。有的说是共产党八路军来了，给我们带来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也有的说可能是打仗打的，叫炮轰的吧，要不怎么会一下子下那么多雨呢？地里的高粱、谷子、地瓜都长得绿油油的，谷子已经秀穗，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六月的一天下午，轮到我和另外两个儿童团员，一个叫郑学亮，一个叫大头 (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想起他的名字)，三个人到村东头土地庙前站岗。因为这个土地庙的位置很重要，它的东南西北都是深沟，东边是别家屯村，西边是我们村，均有河沟相通，沟底都有小路。安丘南部重镇官庄，在别家屯庄东，距我村约有四华里，向北可通安丘和潍县，向南通诸城、莒县、临沂一带。因此，这里便成了重要的交通要道。所以这里也就成了我们儿童团重点设防的哨位之一。

这天午后，天特别闷热，树叶一动不动，蝉热的在树上吱吱直叫，狗热的老是耷拉着舌头。无数迹象表明，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们三个人到土地庙后，不到一顿饭工夫，突然天上浓云密布，并且呼呼刮起了北风。俗话说得好“春刮东南夏刮北,六月的北风等不到黑”。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天空乌云翻滚，接着便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不一会儿就“哗哗”下起了大雨。一开始我们在土地庙前的一棵松柏树下，以后我们又躲到土地庙的屋檐下，光躲雨也不行。忽然区长和会长爷爷“要提高警惕，保卫胜利果实，在你们哨位上，不能放走一个坏人”的话,在我们的耳边回荡起来，雷阵雨一阵一阵的，不多时雨小了。我们便离开了土地庙，睁大了眼睛，手持红缨枪，环视着四周沟底小路。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向南沟底观望的时候，突然隐约地出现了一个人影向北移动，我便和小伙伴们说：“赶快躲到土地庙的影背墙后面，不要让来人发现我们。”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好把木棍或秫稽，用地瓜秧把两头一栓，做成枪，背在身上，学着当兵的样子，出操，搞演习，打野战，也学会了一些利用地形地物的常识，这回也用上了。因为我比他们稍大一点,所以他们都听我的。当我一说躲起来，他们立即行动，我们三个人便迅速跑到庙的影背墙后，但头还不断探出来观察着前边的动静，千万不能叫来人从我们面前溜过去。人影距我们越来越近，为了不过早暴露自己，我们便把头缩了回来，一边还小声商量着对策。我们想下这么大的大雨，哪里还有走路的呢？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最后我们决定不让这个人过早地发现我们，以免打草惊蛇，准备给他个措手不及。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那个可疑人要走到土地庙前边的沟底了。只见他头上披着一件白褂子，脸没有完全露在外边，腿好像有点瘸。他并没有看到我们，但我们早已看到了他。他可能怕走村口出问题，专走沟底小路。这时他加快了步伐，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我们三个便以老虎下山之势，迅速从土地庙的两侧冲了下去，一边大声喊：“站住！干什么的？”一边用红缨枪对准了他的胸口。

这个可疑之人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不知是被吓的还是被雨淋的，一个劲地和老母猪筛糠一样地打哆嗦，并连声回答：“我是老百姓，我是好人。”我们便问他：“你是哪个庄的？干什么去？”那个可疑人一时啊啊说不出来。停了一会才张口结舌地说：“我……我是高家营的。”我越看越觉着有诈，便大声命令他：“拿出证明条来看看。”那人一边说“有，有”,一边把手伸到他里边褂子的口袋里摸索着。接着他掏出一大沓子信封信纸等物。最后他拿出一张已经淋湿了的上面盖有四方大印的信笺来，在我们面前晃了晃，并连声说：“我有证明。”他本以为这样便可以把我们这几个十几岁的毛孩子哄骗过去，就蒙混过关了。可我们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便把他那张所谓的“证明”信要了过来，我一看上面印着“鲁东和平建国军鲁中指挥部护照”字样并盖有相同名称的大印。可疑人当时并不想给我们，嘴里还不住的嘟囔着：“给你们看你们也不认识。”他原想我们这些穷孩子是不会识字的。但他哪里知道我们还上过几年学呢。居然妄想拿张伪证明在我们面前晃一晃便可以把我们骗过去。可他打错了算盘。我们三个人便将计就计装作不识字的样子，将信还给了他。但我们心里却很清楚，这个人更可疑了，他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更不是什么好人。这时这个可疑人用两只贼眼向四周窥视了一下，他看到周围除了我们三个孩子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又看到我们将所谓的证明还给了他，一时神情缓和了些。便用一种既奉承又哀求的口气说：“小同志，你们真好，一定要放好哨，解放不久还不太平，坏人不少，可要小心啊！我还有事，要到北乡去一趟，我要走了。”他一边假惺惺地说着一边就要走，看样子他是想准备迅速的溜掉，这时我们更注意了，用红缨枪同时对着他：“不要动，你想走吗？”他又连连地说：“我有急事，你们让我走吧。”一边说着一边掏出几张伪钞票对我们说：“小同志，给你们几块钱，留着买瓜吃吧。”妄想用几块臭钱收买我们。我们气愤地说：“我们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儿童团员，谁要你的几个臭钱。”这个家伙顿时恼羞成怒地威胁我们说：“你们放不放我走，如果你们再不放我走，我就要……”“你要怎么样？”我们一个个眼里冒着火星，用红缨枪对着他的胸口,愤怒地说。那个可疑人，一看我们的态度，便有点害怕，连连倒退了几步。他没敢再有大的发作，但又气狠狠地说：“我就要走，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看到我们这几个孤立无援的孩子是怎么不了他的，一边说着，一边撒腿就顺沟底小路向北跑…这个家伙因为腿有点瘸，跑得并不快，我们三个人便一直紧追着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青抗先队长郑学先见我们半天没回去，不放心，便扛着刚买的一支汉阳造步枪到土地庙来查哨，当他看到我们正在追着一个大人时，便猜到肯定有情况，接着便大声吼道：“站住！”并把枪栓一拉。当我们看到队长来了，胆子也更大起来。可那个家伙和我们正相反，一下子便吓得停住了脚步，再也跑不动了。我们几个人在队长的指挥下，把这个家伙押回了村农会。经初步审讯，才知道这个家伙姓李，外号叫“淌油”。光在所谓日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厉文礼部下干事，公开职务是军需，实则是一个汉奸、日伪特务。经常来往于日本鬼子、汉奸队和安丘、潍县、沂水一带国民党杂牌队伍之间，又当汉奸又当特务，给鬼子汉奸通风报信。另外这个家伙还经常到各村里催给养，要东西，搜刮民脂民膏，手上沾满了老百姓的血汗，因为他吃得很肥胖，所以当地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淌油”。这次他的任务就是到尚未解放的安丘城去接受任务，并到潍县给鬼子送有关八路军活动情报的。他好天不敢走，因到处查得很紧，就利用恶劣天气作掩护，大路不敢走，专走沟壑小道，正好被我们碰了个正着，乖乖地做了我们的俘虏。

为了迅速把这个家伙交到上级，农救会和青抗先决定晚饭后立即把他送到区政府去，因为当时天已快黑了，决定由青抗先队长郑学先领着去送，两个人即可。另外再找一个人，叫谁去呢?当时我坚决要去，老会长爷爷说：“你太小了，又是黑夜，还是叫青抗先再去一个吧。”我说：“我和郑学先队长去，保证完成任务不会有事的，我一定要去！”郑学先看到我如此坚决，便和老会长说：“我看就叫锡明(当时我的名字，52年‘八•一'建军节经师干部部批准改为现名)和我去吧，我和他一块问题不大，他又那么坚决，何况这个家伙又是他们儿童团抓的。这样我代表青抗先，他代表儿童团，更好。”就这样决定了，由郑学先和我两个人当夜将这个日伪特务押送到了区政府。当时区政府住在距我们村不到十华里的康家营村。

吃过晚饭后，我便和郑学先两个人押着这个特务上路了。天也黑下来了，天上连一颗星星也没有，还是那么闷热，弄不好还要下雨。学先身上披着一块披布，脚上穿着一双草鞋，手里端着步枪，走在后面。我光着脊梁，赤着脚(两年没有穿上双鞋)，只穿着一条青色的土布裤子,扛着一杆红缨枪,手里还拿着一颗叫“牛蛋子”的手榴弹。走在头里，叫那个特务走在我们中间，以防他跑掉。出了村我们便迅速爬上了我们村南头的小山坡。天越来越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也看不见，只是凭着大概方向，深一脚浅一脚，没沟无涯地摸索着走着。刹那间忽然刮起了一阵冷风，不由身上打了个寒战，心想可能又要下雨了。这时我俩谁也不说话，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个特务身上。有时我们只重复着那早已定好的联络信号。我在前头说“快”，学先便在后头说声“跟”。这一方面表示催着特务快走，另一方面表示平安无事的意思。正在我们走得起劲的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时而还伴随着隆隆的雷声和闪电。我们便利用闪电的那一刻，看到的一段小路，催着“淌油”快走。走了一段后，这个家伙突然耍起赖来，说什么腿疼走不动了，接着便蹲到地上不走了。这时学先队长便用枪对着他说：“快走，起来，不走我枪毙了你！”这个家伙一阵紧张，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走，我走。”约走了一大半路的时候，雨越下越大，雷电反而停止了。这个家伙便想利用这时光下雨没闪电的机会，溜之大吉。说时迟那时快，只听扑通一声，他一下子跳到沟里。学先说声“不好，这个家伙想跑”，便也迅速向有响声的沟里跳去，接着我也不管深浅地跳了下去，沟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雨继续哗哗地下着。我们就和京剧《三岔口》一样，“只好用手摸。我们的手和腿脚被小树枝和棘子划破道道口子，疼的就和针扎一样。脚上早就在路上被蒺藜扎得出血，当时也顾不得这些了。学先队长大声命令“淌油”赶快滚出来，否则就要开枪，但这个家伙一声不吭。我们两个便一个用枪把，一个用红缨枪像翻地瓜秧一样，不稀不密地把沟底翻了一遍，但一直找不到他。正在我们急得没办法的时候，突然“咔嚓”一个响雷，同时紧接着一道强烈的闪电，真是老天帮忙，我们便趁着电光看到了这个家伙就和鸵鸟一样，将头埋在蒿子丛中，把屁股撅到外面。学先队长一边喊道：“看你还装什么死。”一边顺手将他抓了起来，接着我们用披布把“淌油”拴了起来，牵着他走，后悔当时没把他绑起来。就这样，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午夜将这个家伙押送到了区上。本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却走了半黑夜。

当我们把这个特务送到区政府时，区长对我们说：“你们做得很好，送得很及时，上级正在追查这个人。这对我们了解敌伪动态和情况很有用，我代表区政府感谢你们。”最后区长还特别表扬了我，他说：“你这个儿童团员，表现很勇敢，不怕困难，看你身上划的，连双鞋都没穿，我们要好好表扬你，希望你继续努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再立新功。”并吩咐学先队长，回去后要全村儿童团员好好向我学习，弄得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回村后已下半夜了，虽然身上被扎得出血，疼痛，身上也觉得十分疲劳，但一想到对抗战做出了一点贡献，心里是那么的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