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年

《喜盈门》是中国农村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问世以来，久映不衰，对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影片先后荣获了“金鸡奖”荣誉奖，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一名，“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一名，国家优秀农村题材创作奖第一名。放映半年的准确统计：观众人次三亿一千六百五十万，一年后统计五亿人次，此后又多年放映，观众人次总共有六亿多。当年，胡耀邦总书记曾两次观看《喜盈门》，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在接见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他突然脱稿发问：《喜盈门》的编导来了没有?可见，从亿万百姓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赞赏电影《喜盈门》。直至今日，仍在一些农村影院、精神文明建设会议上、妇代会上、甚至家庭喜庆日被包场放映。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的剧本曾被八家电影厂退稿，亦即可称被“枪毙”八次。而它最后的新生却与我这个安丘人息息相关。

那是1980年春，在山东昌潍。蒙蒙细雨滋润着鲜嫩的绿芽，和着微拂的东南风，令人心旷神怡。此刻，潍坊诗人王耀东正陪着朋友散步，他们边走边谈，衣服淋湿也全然不觉，似乎都无意欣赏这初春的美景。这位朋友即是辛显令，是从平度县文化馆借调来昌潍创作室写剧本《喜盈门》的。初稿完成后相继寄往全国八家电影厂，结果已接到七封退稿信。正在焦急等待最后一家“上影”厂的判决；不想今日接到了“上影”导演来信，他匆匆撕开一看，刹时脸色突变，一时语塞，有点承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情绪激动地说：领导给了我一年的创作假期，弄了个这个……我怎么有脸回平度！

在王耀东陪辛显令散步的同时，二人也不会想到，上影厂迟厂长正将剧本交我全权处理，此刻对剧本初稿我可以说有生杀大权。当时“上影”组织创作剧本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文学部，一条是创作部。创作部下设五个创作室、一个作曲组。创作室主任分别是《南征北战》、《红日》导演汤晓丹（现101岁），《红嫂》、《白蛇传》导演、昌邑人傅超武，《子夜》、《梁山伯与祝英台》导演桑弧，《今天我休息》、《李双双》导演鲁韧，著名演员、导演刘琼。创作部的名人还有孙道临、汤化达、黄淮、谢晋、吕其明及创作部成立后培养的赵焕章、吴贻弓、黄蜀芹、李歇浦、于本正、鲍芝芳、沈耀庭等。作曲组组长原是王云阶，后是《阿诗玛》编剧、作曲的葛炎。赵丹的编制也在创作部，但因病没上过班就去世了。我的编制在党委，书记派我参与筹备创作部。导演认定有修改基础的剧本送创作室主任审，创作室主任同意，送创作部审，创作部同意送厂党委、艺委会审定；文学部审批程序是编辑送编辑组长审，编辑组长送文学部负责人审。意见一致，作为送审稿送厂党委、艺委会终审。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都是创作部组织创作的。《喜盈门》剧本初稿文学部编辑组长看过，没有报文学部主任审；导演们看过，没有送创作室主任看，创作部不知道这件事；因为编辑、导演们认为剧本没有具备送“部”审核的基础，更没有送厂党委、艺委会通过的可能。赵焕章导演无奈之下提早写信给辛显令，要他寄其它厂听听意见。所以有了王耀东陪辛显令雨中散步的故事。

话说我当下看了剧本，写下了直感，又精读了一遍，认为几位编导退稿是有理由的。当时外国影片大量上映，怕一般水平农村片没人买票；但上影年年拍农村片，如属主旋律亏本也拍；因而不送审的原因主要是：故事平淡，人物形象类型化、性格单一、平面化，没有构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正面人物水莲没缺点，是完人，她什么都能谦让、忍耐，没有委屈、没有抗争；对立面人物强英，一出场就自私嫉妒、蛮不讲理，甚至诬陷水莲偷小姑仁芳的钱包。好人身上堆好事，对立面人物身上贴错事、坏事，这是初稿剧本作者出现的毛病。人物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碰撞，就不能构成戏剧冲突，虽有人、有事，但没有戏。这也是许多业余作者想不通的。他们质疑：为什么我写了多稿，历时一、两年，连剧本初稿都通不过？而专业编导参与创作几十天，几稿就能通过提拍了呢？原因就是如前所述，隔行如隔山。

我当时虽不知八家电影厂退稿的事，但本厂参与决策退稿的编导资格比我老，水平比我高，如我现在肯定初稿，而剧本修改不好怎么办？厂里虽要拍农村片，可厂长已初定了剧本……我在办公室踱慢步、转圈子，是肯定还是否定迟疑难决。因为这是一部肯定或否认都正确的初稿。剧本打印稿虽没有编剧署名，也没有打印上地址，但从字里行间散发的泥土芳香，我判定是故乡人写的故乡事，因而感到特别亲切，更主要的是我每年都回故乡访谈，熟悉农村的生活现实，那些受虐待老人们的苦诉，那些骂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愤怒大嫂，甚至有因受到儿子、媳妇联手欺凌而喝农药以死抗争的奶奶口吐白沫的惨状……这一切让我产生了为弱势老人喊冤的创作激情，有了为尊老爱幼的社会美德而呼唤的强烈愿望。我认定如编导参与创作定会成功，因而终于决定向厂长推荐。此时已是周六晚八点，迟厂长深夜看完了剧本，周日，文学厂长石方禹、艺术厂长齐闻韶看了剧本。两天后辛显令便被请来住进了上影创作楼。可以说，我这个安丘人决定了初稿的命运，利用授权和关系做了这件好事。

编剧、导演和我，我们三人开始坐下来讨论剧本修改。初见面，显令便从包里取出土特产，有桃酥、安丘点心，他像安丘亲戚来到了上海，令我感到十分亲切。我请赵焕章导演先谈意见，他说谈过多次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曾合作过短片《管得好》，这次属再合作。辛写本子前后，赵导已多次与之讨论。

我谈了剧本存在的问题，并着重谈了修改方案。提出剧本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改编，首先要重新设计人物性格、人物关系、设计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构建戏剧冲突、编出好看的故事。水莲是先进青年农民，不是完人，她能委曲求全，也应有内心的委屈、痛苦，求全也要有限度、有原则、有思想性格碰撞；强英自私、不孝，她也有爱丈夫、疼孩子、孝敬自己父母的善良一面，她不会将自己捡到仁芳的钱包用以诬陷水莲是小偷，这个事件必须删去，重新设计新的事件；仁文怕老婆，逼急了也会忍耐不住打老婆，逼她就范守孝道。总之人物形象要丰满，必须多侧面展示人物性格，要有发展、变化。对爷爷、奶奶的戏，仁武、仁芳的爱情戏，也谈了修改建议。讨论中，我们对故事情节、甚至细节、台词都反复推敲，精心设计。像爷爷运玉米秸回家，是用独轮车推？还是用扁担挑？最后决定用肩背，让老人显得很吃力，弯着腰、喘着粗气，用力移着脚步，到家后强英藏起饺子给爷爷窝窝头吃，孩子吃了窝窝头吐出，爷爷顺手接过放在自己嘴里，让观众同情爷爷，对强英的不孝就更加不满、愤怒，当仁文打强英耳光时，影院就会响起掌声、叫好！这场戏就成了震撼人心的高潮戏。又例如水莲无私让大橱是好人好事，没戏，应让水莲产生委屈情绪，对强英不讲理内心有委屈，要出气，但她不会与强英撕破脸，不能当众吵架，最合理的是向丈夫表达怨气，又不能吵架，所以决定让水莲在房内频频用力捶打仁武，宣泄愤愤不平的委屈情绪，让这情绪强烈地弹拨观众的情弦，产生共鸣，观众受到感动，享受美感。这就是控戏，以情感人。有独立的编剧能力的人写戏，没有独立编剧能力的人是集体谈戏。我们三人都不能独立写出优秀剧本，所以先将戏谈好，由辛执笔成文，再传阅修改，再谈戏……这样前后四稿，历时一百天，剧本终于通过投拍。

剧本前后打印四稿，直到送审稿也没编剧署名，我一心修改剧本没注意这件事，最后送审时我问了一下，辛说通过再说。我以为只是他与赵导演的事，但剧本通过后，辛显令认真地对我说：“你挽救了《喜盈门》，三个多月又参与修改，请你也挂编剧……”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你别客气……”他拿出了一把退稿信说：“我就是这水平，如不是你参与创作……”当然，挂编剧也有各种情况，有时挂在前面的也不一定是执笔人，像《乌鸦与麻雀》，参与剧本讨论的六人都挂了编剧，而执笔人、著名作家陈白尘挂最后，他们重视的是创作友谊，而不是名和利。辛显令邀请，我当然可以挂编剧；但对他的人生命运影响太大，我郑重地一字一句对他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尊重，但我不能挂编剧，也不挂责任编辑，以后谈创作经验也不要提到我……”

《电影新作》杂志向我组稿，要我写篇《喜盈门》剧本创作经验，因主编、编辑王世桢当时曾是文学副厂长、文学部主任，都是前辈、恩师，我不好拒绝，但因没挂名以什么名义谈呢？我三思后决定：不讲我如何“审判”初稿，不说如何参与创作，只简单从理论上讲。我与赵导演联名以《文学形象与银幕形象》为题写了3万把字，发表在1981年第三期上，后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入集出版。

多年后，我路过平度，辛显令为表示感激，曾特别到六十里外的山区摘葡萄给我吃。县委设宴招待，书记赵兰田，副书记、宣传部长出席，拍照留念时，赵书记拉我立在当中，我对她轻轻耳语：“站边的那位女同志是广电部副总编辑”。她咬耳朵说：“我们是为你来的，敬重你的为人，感谢你……”幸而副总编不是公务，仅是顺便到农村看看。

时任安丘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的张广恂破例招待我，席间他突然问我：“听说你参与了《喜盈门》创作？”我一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大众日报》记者说的，可见家乡领导为我高兴。当时规定不准招待酒，酒是张主任自带的。之后，凡公事回故乡都是王玉芬、刘德仕、李守民、李宪忠等领导出面接见并招待，让我深为感动、不安。

时任潍坊市委副书记的齐乃贵，多次自带酒水参加潍坊市文联的招待，这让文联的朋友不理解，有朋友悄悄对我说：“省作协的领导、名作家来潍坊他不参加吃请，我们说你来，他就爽快答应。”其实，我们没有私交，主要原因是电影是最大众化艺术，像《李双双》《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观众都是几亿人次，有一次齐书记来看我时唱了《李双双》插曲：“小扁担三尺三”……又对我说过，平度归青岛了……很明确，他是希望我再为潍坊组织、创作《李双双》或《喜盈门》这样的作品。我领情了，努力了，本想创作部《汶河两岸》，但省委宣传部苗枫林部长在济宁电影创作会时见到我，说现在宣传沂蒙精神，建议我去沂蒙地区采访，此后，创作了电影《沂蒙山人》，省里还给了个“泰山奖”。

我与导演、演员们带着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去济南答谢放映，省委书记苏毅然、省长梁步庭等领导出面接见，我陪他们一起看了电影后，他们再次同我祝贺。写到此，我忆起了五十年前难忘的一幕：华东局宣传部长石西民与市委杨仁声亲自安排黄宗英、李天济、刘福年赴山东农村深入生活，谭启龙书记亲自接见，谭书记对宣传部长王众音说：“他们要采访谁就通知谁，要看什么材料就给什么！只要与他们这次任务有关，省委的“大跃进”保密档案也送他们看。”我最感动的是王众音部长，他送来一批省委保密材料后，亲自来收回，并谦虚地用请教的口气问：你们还需要什么？我给你们办！这位老革命，省部级干部的谦虚、平等待人和公仆意识是很难得的，至今想起来仍十分感动、敬佩。

故乡各级领导给予我全力支持，也给足了面子、尊严，让我终生难忘。在为《渠风》撰写此文时，我想借此再次向山东故乡领导表示感谢，对逝者表示深切的怀念！

说远了，最后说说安丘人曹铎出演《喜盈门》的故事。

曹铎是我们安丘东关人。我们从1953年相识。当时我在安丘中学任学生会主席，他妹妹曹华云是文体委员，她对我说，哥哥是“上影”演员，现探亲在家，是否请他为剧团讲讲表演？我立即同意，但学生会没钱招待，忘了是文体部长邹凤彩，还是女高音曹友文，建议用昨晚演出用的桃子道具放在讲台桌上，但因我已承诺给演员们吃而作罢。我用刷牙缸子端上了一杯清水。曹铎讲完看了看那杯清水就走了。事后，我感到招待不周，应该摆上桃子。为此后悔不已，而且又没有机会再见，我只好托华云同学打招呼。七年后，意料之外的一幕发生了——我因特需被选调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班，学习结束后派进海燕电影厂编辑部任编辑，正巧开全厂大会，厂长让我上台站一下，我站定后环视全场，意外看到台下的曹铎，他也惊疑地眺望着我，刹时两人会意地笑了。台下前排坐着张瑞芳、孙道临、秦怡、赵丹等，当厂长介绍我的时候，他们也热情鼓掌，这让我这个安丘农村大学生受宠若惊。此后，我与曹铎老乡相处近五十年。

我推荐曹铎演强英爹，他用动作、表情、眼神、台词有节奏、有层次地将一个怕老婆、疼女儿、爱女婿、想抗争、又胆小，内心充满复杂情感的老农民形象演活了，非常成功，令人难忘。

曹铎同志过早地走了，至今想起仍十分悲痛，但他舞台、银幕上塑造的一百多个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将长期留在亿万观众的心中，他们会延续曹铎的生命！